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与金庸先生终于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为什么说是终于呢？
因为这次会面历经重重困难，途中还差点“泡汤”了。
而其中最大的两个困难，也是让保卫部门最为头疼的事情：
金庸先生早年曾到过台湾与蒋经国会面，并不能确定其政治立场。
毕竟对方是公共人物，媒体影响广泛，万一其后有不好的舆论该如何收尾。
金庸先生并不是一个人来，他想要携带家属随从会面。
保卫部将他们的担忧告诉邓小平，希望能够得到确切答复，
要不要以防万一，拒绝掉金庸来访北京想要见邓小平一面这个请求。
但邓小平却对这两个顾虑不以为然：
“不用计较这些问题，这都是小事情，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这不禁让安排会面的工作人员感到疑惑，
为什么邓公可以如此信赖金庸呢？他究竟是如何考量的？
但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去安排相关事宜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邓小平在此之前便对金庸了解颇多。
书粉
邓小平也期待这次会面很久了。
他是实实在在的“金庸小说迷”，每晚睡觉前都要看一会儿金庸的作品，有时是《射雕英数传》，有时是《天龙八部》。
他可以说是金庸在大陆最早的那批“粉丝”之一，
他接触到郭静、乔峰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时，金庸的小说在大陆还是“禁书”。
但他真正为之着迷的不是那些情节，而是他觉得故事里的人很像自己，他因着自己的经历，与那些主人公产生了共鸣。
金庸笔下的人物形象立体，有血有肉，他们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也是。
纵观邓小平整个跌宕起伏的人生，有三个“大山”，也有三个“低估”，也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
他在回忆人生过往时，曾两次笑称：
“我这个人就是在过山车呀，过山车就是落起的过程，而我就是三落三起”。
他在政坛的经历和金庸笔下的郭靖、杨过何其相似。
邓小平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面对困境时，不曾言弃、不断奋斗的精神。
落难时期，这些虚构的人给了邓小平很大的鼓励，支撑着他度过那段日子。
金庸在书中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不同与以往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它不仅仅是侠义，还包括了爱国之情，国家大义。
不是武功高强就可以成为侠，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为之而努力的，也是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也正是邓小平喜爱金庸武侠小说的原因之一。
“三起三落”中，邓小平收藏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意外毁坏，这是他的一大痛事。
1973年，重新工作后，喜爱金庸的邓小平终于是忍不住了，于是他请认识的朋友帮他买一套金庸小说。
由于不知道具体是哪天到，书籍运送的过程中，邓小平每天都叫警卫员去邮局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
很快，厚厚的一捆新书从邮局拿了回来。邓小平迫不及待地打开，满纸油墨香扑鼻而来。
他爱不释手，睡前读了很久，躺下之后还多次起身看着桌上的书籍，心中分外满足。
但除了对金庸作品的喜爱，邓小平成为他的书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祖籍江西婺源，虽1948年移居香港，但他对祖国爱得深沉。
相互赏识
金庸本人对政治极为关注，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远见，也坚决拥护“一个中国”理念。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如今的局势看，一个统一的中国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香港、台湾、大陆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如果我有幸看见中国统一，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因此，在邓小平看来，金庸先生的政治立场足够证明。
其虽曾在国民党的邀请下到访台湾，但并不可能因此改变其政治态度。
而这给予了邓小平突破会面的两大困难的决心。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金庸了解透彻。
对金庸本人来说，这次会面也是他实现愿望的机会，他本人也极为钦佩邓小平。
金庸也同样认为邓小平独特的人格魅力，像极了自己笔下的英雄。
作者都对自己写出的人有种特别的情感，也因此，金庸对于邓小平总有种亲切之情。
“如果有机会一睹他的风貌，真是一件人生大事，荣耀至极啊！”
这句金庸对着媒体说过很多次的话，很快在1981年的夏天应验了。
当他收到来自北京的邀请时，心情十分激动。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就接受了邀请，发通讯表示感谢大陆领导人，并且提出了一个愿望。
他想在参观北京的行程中，能够跟邓小平见一次面。
这次党中央邀请香港和海外知名人士前来，本就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而提出这一政策的就是邓小平。
券商中国记者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和政策性银行在内，已有至少21名银行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亦有至少23名落马高管遭到开除党籍或开除公职的处分。今年4月以来，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进驻多家金融单位后，金融系统被查人员显著增多，目前该轮巡视工作已接近尾声。
金庸的请求看起来合情合理。
得知此事的邓小平也十分激动，很快，安排工作走上日程。
但是经过调查，金庸先生的两个问题成为了两人之间会面的障碍。
其一，金庸曾经收到国民党的邀请，到访台湾。
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大陆、香港、台湾三方引起了对“一个政府”问题的探讨，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方面坚定不变的底线。
但是当时，台湾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
金庸先生于1973年去过一次台湾，正是这次对台湾的访问，引起党中央的警惕。
国民党单方面邀请金庸去访问台湾，希望能够把金庸拉到他们这方阵营。
金庸为了了解所写的小说为何在台湾成为“禁书”，最终同意去一趟台湾。
当时，蒋介石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从事工作，所以接见的任务就交给了其子蒋经国。
蒋经国在见面的过程中，多次企图要金庸接受国民党的台湾“独立”观点，并且还带他去参观金门。
金庸在参观金门的途中，本是兴致勃勃的，
但当他看到战争遗迹时，一股热血冲上心头。
他愤怒地面对着遗迹的方向说道：“看这满目苍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如若可以，我最想看到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统一的政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陪行的国民党官员一听，脸拉垮下来。
他们自此知道了金庸一直坚持的是一个政府的原则，明白不能把他拉到自己阵营了。
而调查此事的工作人员了解这件事的前后原委后，上报给了党中央。
此时，虽知道了金庸先生的政治观点是一个政府，但没有明确支持哪方，因此保卫人员还是有所顾虑。
如果金庸不支持共产党，以他在香港文化圈，乃至世界华人文化圈上的影响力，在会面后他添油加醋地写出一些对党中央不好的言论，或是诋毁党中央，则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而眼下，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邓小平在知道这些顾虑后，立即否认道：
“金庸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况且，不管他是否与国民党方面见过面，会见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先不论邓小平的书迷身份，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态度正是体现了我国对台湾的态度。
他不避讳台湾问题，正体现我国对台湾问题的开诚布公。这个问题只有积极解决，哪有“讳疾忌医”的道理。
但没有了政治方面顾虑后，另一个家属随从问题却尚未解决。
在早前落实接待人数时，金庸先生表示此次北京会面，他将会带着夫人林乐怡和两个孩子。
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困难，为什么会成为两人会面的顾虑之一呢？
其实是因为金庸的妻子林乐怡身份有些特殊。
大国包容
林乐怡是金庸的第三任夫人，在此之前他与杜冶芬、朱玫，都曾有过婚姻。
她曾是酒吧的服务生，与金庸身份悬殊。
金庸与她在酒吧一见钟情后，想要马上想和她在一起。
但是他当时是已婚的状态，因此，他坚决地跟朱玫离了婚。
他与第二任妻子的离婚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在世人眼中，相差29岁的他和林乐怡并不是因为爱而在一起的。
但是世人的看法并没有影响金庸对林乐怡的喜爱，他高调地带她去参加各种应酬，去认识各个不同圈子的人，带她结识自己的好友。
他们二人在香港，每次出现在公开场合，都会引起周围人的不断讨论。
公关部门担心，金庸带着这位新夫人来会面，会让别人误以为共产党支持金庸休妻另娶的行为，从而产生什么不好的言论。
娱乐这摊浑水，能不蹚就不蹚。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些都是他个人的生活问题。但从法律上来说，他与新夫人已经结了婚，就不能区别对待。”
“他和他的妻子同行，本就是应该的，来者都是客，只是多加了一个人而已，哪里有主人嫌弃客人来得多的道理嘛！”
邓公的这番话让公关部门突然醒悟，只要我们这边没有过错，那么金庸先生的私人生活，又与政治何干呢？过于计较，倒显得我们小家子气了。
于是，见面这事终于敲定了。1981年7月，金庸携夫人在香港搭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飞机上，金庸不断整理着装，隔不久就要妻子帮忙看看领带有没有歪，上衣有没有弄出褶皱。
妻子林乐怡笑道：
“本来我就有些紧张，你叫我这样帮你打打领带，弄弄衣服，就会搞得我更加紧张的嘛，你快停歇一下吧。”
金庸知道妻子在打趣自己，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仰慕已久的邓小平，他就会下意识地担心自己的着装不得体。
这是件大事，他想要呈现出自己最好的仪态。
7月份的北京，室外炎热，是出门不多会儿就大汗淋漓、衣服粘在身上的程度。
但是这抵挡不住金庸和邓小平见面的热情。
7月18日这天，还没到会面时间，邓小平就在福建厅等着了。
所以，金庸一进到大厅就看到了站在大厅门口的邓公。
他扬起笑容，连夫人都抛在了后面，快步走上前并远远地将手伸了出去，急着跟自己的偶像握手。
而邓小平也是快步迎上去，两个人双手紧握，相视而笑。
这不仅仅是两个隔空“好友”的相见，金庸是邓小平回归后接待的第一个香港人，这也是香港与大陆的友好见证。
邓小平亲切地问候道：
“以前都是在报纸看到，现在终于见到金庸先生真人了，欢迎你们一家的到来，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嘛！”
而金庸也携妻子林乐怡对邓小平的问候做出了回应。
“哪里，我们才是对邓公你仰慕已久，终于相见了。”
众人随即走向座位。入座时，邓小平发现了金庸为显重视，在酷暑难耐的夏日穿了一身正统的西装。
他怕金庸太热，还对他说了句：“不用拘礼的，你可以把西装外套脱掉，北京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这样会闷坏的了。”
两人刚坐下不久，见金庸还是很拘束，邓小平撇了一眼桌子发现了烟灰缸。
他是个老烟民了，又想起了警卫员说过金庸也喜欢抽香烟。
为了缓解金庸的拘束感，他示意警卫员把他的熊猫牌香烟拿过来，时不时地拿出一根递给他：
“金庸先生，我们两个人一起抽烟，以后就是烟友了，我们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就好了嘛，不用紧张的。”
金庸接过烟，看着他脸上和蔼的笑意，心里一松，气氛终于缓和起来。
其后，二人交谈甚欢，得益于邓小平对小说的喜爱和金庸对政治的深刻见解，他们什么话题都能聊上两句。
厅堂中时不时响起几声欢笑，这场会面二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在说道金庸笔下的英雄时，金庸把邓小平比做是郭靖：
“在我写过的所有人物中，郭靖与其他人相比，不论是气度和风骨，还是对待国家的热忱和民族大义方面都是最强的。而邓公你就像是现实中的郭靖。”
邓小平听到这话放声朗笑：“你说像就像吧，但是我还没有郭靖那般有侠气，还需要努力呀！”
而在当前的国内外局势上，金庸也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
邓小平表示，现阶段“改革开放”尚在推进过程中，中国接下来的主要目标要放在加强建设上，特别是经济建设。
金庸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民生才是一切的基础，先行发展经济，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
会面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很快，金庸便起身准备离开。
这次见面让邓小平对金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真正有江湖一般的胸怀写出笔下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他一路相送到门口，握着金庸先生的手对他郑重得说：
“党中央永远都欢迎金先生的到来，希望金先生能够多多来会谈，每年都来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直到晚年，金庸仍然清楚地记得这次见面的各种细节，经常和身边的人说起邓公打趣他的事。
这场会面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对大陆和香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北京回来后，金庸在香港乃至世界华人文化界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虽然此时的他已经封笔了，但他仍然称得上武侠小说界的开山鼻祖。
有记者问金庸：这次会面后的感受是什么？
“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80年代时，金庸的书只能在境外购买，但是在会面后不久，他在大陆的市场彻底打开了。
大陆的出版社纷纷连夜加急赶印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
而在这之后，金庸也一直在关注着邓小平的新闻。
1984年，邓小平在同“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会谈中，就香港回归展现出的强硬态度让他大为赞叹。
随后，邓公根据香港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同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赞扬。
金庸甚至高调地在他所创办的《明报》上如此评价：邓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20世纪最伟大的构想，是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
但1997年2月19日，在香港回归的前夕，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毛主席曾评价其“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这句话是对邓小平的高度肯定。他一生功勋显赫，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中国香港逝世，至此，这段友情彻底画上句号。
邓小平与金庸的友情跨越了政治与文学的边界，两人虽身份不同，但都在自己的领域，为中国的建设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对于两人之间的会面以及他们跨领域的友情股票杠杆实力明道资本分配，各位读者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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