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出2477.85万元，占总成交额3.44%，游资资金净流出258.93万元，占总成交额0.36%，散户资金净流入2736.78万元，占总成交额3.8%。
11月8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入2.82亿元，占总成交额15.51%，游资资金净流出1.73亿元，占总成交额9.5%，散户资金净流出1.09亿元，占总成交额6.01%。
在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0.3%并惨淡沦落为工业化国家的垫底者后，德国经济今年依旧未现走出疲软与萧条的微光。按照德国央行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继第二季度意外下降0.1%之后，第三季度GDP可能继续陷入停滞或小幅下降，显示德国经济将正式迎来步入技术性衰退，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测，德国很有可能在今年再次成为主要经济体中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
持续徘徊于衰退的边缘
不同于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纷纷摆脱了新冠疫情的阴影且基本重回增长正道，德国经济至今仍在衰退的边缘徘徊。数据显示，近三年间，德国有五个季度负增长，两个季度零增长，且2023年三、四季度接连负增长，已然拉响了技术性衰退的警报，虽伴随着今年第一季度GDP意外录得0.2%的增长成绩而令经济危情有所缓解，但第二季度再度萎缩0.1%以及第三季度将继续负增长的趋势，重新让德国经济回到了技术性衰退的高压状态，三大经济引擎几乎全部熄火。
首先看投资。并没有延续今年首季微弱增长的格局，第二季度德国总投资大幅下降2.2%，整个上半年投资萎缩一个百分点，其中私人投资尤其是设备投资贡献值全部为负。企业投资萎缩的背后是新订单的持续减少与产出规模的下降，前八月除个别月份工业新订单出现反弹外，其他月份均处环比下滑状态，同时大部分月份的工业产出为负值，尤其是第二季度工业产出同比大幅萎缩了5%，按照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2024年德国工业产出将总体下降2%。受到影响，今年以来德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被压制在50的荣枯线之下。
再来看消费。继去年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双双出现过往20年的首次下滑后，今年以来德国民众在消费领域的支出依然处于缩量状态。德国市场研究机构GfK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跌至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未来居民消费情绪依然悲观，由于私人消费贡献了德国产出的近53%，鉴于消费异常疲弱的状态，自今年5月以来联邦统计局停止了相关数据的发布。
出口方面，德国今年前两个季度货物和服务出口环比前升后降，但同比在第一季度出现了2.8%的负增长，虽然第二季度略有增长，但整个上半年出口额依然同比下降1.6%，其中被视为德国工业核心矩阵的汽车、机械与化工产品出口全线衰弱，上半年分别出现了2.4%、4.4%和6.2%的同比收缩。根据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全球贸易2024年将增长1.6%，但德国并不会从这一势头中获益，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给出的结论是，2024年德国出口将下降0.3%。
鉴于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集体倒退，作为德国经济未来风向标的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公布的8月商业景气指数跌至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且已是连续四个月下跌，与此同时，反映未来六个月经济前景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指标也降至一年来的最低值，于是唱衰德国经济成为一致性声音。
结构性病症更为突出
德国经济陷入窘境既有周期性因素的短期冲击，也有结构性因素的强力掣肘。动态观察，在今年6月首次降息后，欧洲央行还可能跟随美联储继续降息，企业的融资与经营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德国目前的通胀率已降至三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保持在2%以下没有太多悬念，而更重要的是，当下德国就业市场还算强劲，工资增速也能跑赢通胀，消费存在着逐渐修复的可能。另外，德国朝着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脚步正在加快，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有望提升至65%，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供给压力有望获得边际缓解。但需要正视的是，相比周期性逆风的逐渐淡出与平抑，结构性瓶颈对德国经济的刚性约束可能更为显著与漫长。
首先，德国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不仅大大拉低了商品物流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掣肘了企业面向市场的转型升级与创新迭代的脚步。老化的铁路网、破旧的高速公路、残缺的运输码头，因常年未能进行改善性投资与维修，德国基础设施目前处于系统性蜕化与衰减状态，其中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的掉队情况最为显著。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排名第11，企业数字技术整合方面仅排名第18，而且德国仅有28%的企业在数字化领域的实践行为较为充分，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更是不足十分之一；德国只有19%的家庭拥有光纤电缆连接高速互联网，大大低于56%的欧盟平均比例，联邦政府在数字战略方面也进展甚微，政务至今停留在传真时代。
其次，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恶化了企业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矛盾，也加剧了企业技术工人短缺的硬伤。目前德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3%，而且德国的生育率仅有1.4，不仅远低于正常2.1的水平，更连1.6的欧盟平均水平也达不到，因此无论是现在和将来，德国企业都面临有效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巨大压力，除了国内存在着70万~80万个工作岗位常态空缺外，劳动力的巨量短缺客观上加强了企业员工的博弈话语权。德国目前不仅多达54万个技术岗位无奈空缺，更有超200个职业类别面临技术工人的供给不足，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未来10年德国技术工人缺口将增至700万。
再次，高额税费以及官僚主义不仅降低了德国商业环境竞争力，也弱化了企业的未来扩张预期。资料显示，目前德国的综合税负为29.9%，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法国、瑞士、英国等欧洲其他国家。在经合组织国家，获得一份营业执照只需两个月不到，而德国要费时四个月之多。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德国在与其他21个主要经济体的竞争中不仅最新排名掉至第18位，且时下德国的商业环境满意度已滑落至历史低点。受到影响，化工巨头巴斯夫以及汉莎航空、西门子等机械龙头不约而同地将增量业务迁至海外，大众等汽车生产商关闭本土工厂，英特尔也搁置了在德国的投资。
最后，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廉价的外部能源供应、高效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体系等推动过往德国经济持续走强的优势如今却变得更加式微。由于全球保护主义的甚嚣尘上，加之德国近年来对外贸易政策的“去风险化”倾向，德国企业进出口的张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同时地缘政治尤其是俄乌冲突的冲击，使得低成本的消费红利荡然无存，即便是通过能源转型缓解了供给压力，但总体能源消费成本也要比俄乌冲突前高出许多。
政策提振成色有待检验
按照德国政府新的财政预算草案，2025年的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为4806亿欧元，虽然相比前一年的预算开支减少了83亿欧元，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却增加到了历史最高纪录的780亿欧元，而在前一年预算年度，德国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额度同样达到了570亿欧元的创纪录水平，前后两年对比，2025年德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占比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
发布公共财政预算草案的同时，德国政府还推出了一项包含49项措施的增长计划，其中为激励私人投资，增长计划重点推动投资品的加速折旧，在将递减折旧法实施期延长至2028年的基础上，提出将折旧率从20%提高到25%，并将合并折旧限额提高至5000欧元，意味着企业在购买新资产时，能在最初的几年更快地折旧，并会获得更多的税收减免，进而更快地回收投资成本，改善现金流，以进行更多的资本投资与设备的更新；与此同时，增长计划还推广低息贷款替代传统投资补贴，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联邦担保，降低投资风险。不仅如此，增长方案还将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最高补贴额度分别提高到300万欧元与420万欧元。
激发劳动者工作意愿是新的增长方案中另一大看点。为调动人们自愿工作更多、更长时间的积极性，增长方案提出对加班收入进行税收减免，同时雇主支付的加班奖享受税免支持。另外，目前德国有550万人领取名为“公民金”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对领取者是否接受劳工局提供的就业机会进行更严格监督，若无正当理由拒绝合理工作和培训，或在领取的同时从事黑工，将在三个月内少拿30%的低保，反之，当领取“公民金”的长期失业者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将在第一年获得更多财务上的补贴。
鉴于外来移民已成为德国新增人口的主力，而且德国每年也需多达40万名海外人员来满足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德国政府修订了《技术移民法案》，一方面降低了对国外技术人员的学历、语言等要求；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准入工资门槛，办理欧盟蓝卡所对应的紧缺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养老保险年缴费额上限的45.3%，其他行业则为50%。同时，紧缺行业清单从高精尖（数学、IT、科学和工程）领域扩大至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儿童保育和健康服务业以及教育行业等。此外，新法规允许外国人打临工，从第一天起遵循“同工同酬”的原则，并要求协商至少12个月的最低就业期限，并且外国专业人才在德国就业的前三年内，可分别享受工资额30%、20%和10%的免税激励。
然而，按照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测算，未来10年德国必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为6000亿欧元，只是经济的持续走弱难以产生足量的增量财力，同时德国国债余额已达2.62万亿欧元，并且还有所谓“债务刹车”制度的严格限制。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财政扩张政策上分歧明显，社会民主党主张公共开支用于民众福利建设，绿党则强调要在能源转型领域更多投资，而自由民主党更是公开反对政府无上限举债和减少国家干预，这样，公共财政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能否保持2025年的年均支出水平无疑充满悬念。
在引进外来劳动力方面，经合组织就成员国就业吸引力展开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德国仅位列第15位，相比5年前下降了三个名次，而全球外籍人士社区网站InterNations公布的“2023年外籍人士内幕报告”也显示，德国是外国人评价最差的目的地之一，且报告指出德国的外籍劳工是“世上最不快乐且最孤独的劳工之一”。因此，德国能否如愿筑巢引凤还真的不好说，何况围绕移民与难民庇护问题，德国国内从执政者到普通民众至今仍在争吵不休，外国劳工尤其是技术工人即便进入德国，也未必能够产生真正的归属感。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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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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